我想说的是“当然没来啊”，但是话一出口的感觉便像是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我不想再解释或是辩解，我固执地认为自己再一次被忽视被欺骗，我讨厌这个家庭，因为它给我的除了属于孩提阶段的空白别无其他。
家长会结束的人流冲散了周围迸射的笑脸，我从墙角捡起书包一个人落寞地走出校门。突然间1929有些疲惫的身躯浮现在视网膜上，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爸爸从车后挪过身来擦着前面的玻璃，我激动地问他：“你刚才去了吗？”他点点头，我就好像得到了世界般惊喜，刚才拼命抑制在心底的愤恨不平全部化作了夕阳斑斓的晕脚爬在1929帅气的身子上，我在同学的注目下钻进车里，潇洒地冲他们摆摆手，一个女孩子小小的虚荣心就这样轻易画上了一个浅薄的句号。
后来从外婆和小姨的嘴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母亲现在的生活。我每周五晚上会被爸爸用1929接到妈妈身边，在那里我自己也能感受到那个女孩子有些幼稚的不友好。她的亲妈不断唆使着她回家找麻烦，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
的问题，妈妈明显憔悴了许多，她像是在抗争着，和一种幼稚的简单的思维抗争，虽然这种思维在我的观念里就是一傻子的想法，但是当事人终归是没有看客那么明晰。
后来有一次午餐中母亲提到要把我接回身边上学，那时候我一年级，姐姐五年级，再有一年即将毕业，作为厂职工我就可以不用再交高价入学。当时的年纪虽然小，却已经经历了很多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波澜，对很多事情都相当敏感。听到母亲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极度挣扎，我固执地认为母亲把我丢在外婆身边只是因为不想交高价费！多幼稚多可笑的想法，但是我却虔诚地相信着，就像信奉天主教的人相信耶稣会永远守护他们一样至死不渝。
而事实是我在当时念书的小学也属于计划外的借读生，每学期要交好几百块的借读费用。那个时候借读生在同学眼里总是一个很奇怪无法融入的群体，每个班都有一两个“不幸的”借读生，无端被那些同在一个厂子上学的子弟们暗中排挤着。我就是那不幸者中的一个，只是我在学校受的委屈几乎没人知道，我不想以近乎同情的方式被安排转学或是其他，更不想在那个胖胖的女孩不断寻衅滋事之后成为母亲新的累赘或是负担。我茫然地忍受着，一年级时就学会了自己交费，自己开收据，自己做好多好多同龄人根本不需要打理的工作，还要拼命学习，要让远方的父母知道，没有他们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这样卑微而单纯的想法更近乎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无奈的是当时的我年纪太小，许多事情无法选择，除了坦然面对很难找到更好的出口。
于是在那个幼稚单纯的眼眸里，乳白色的有些掉漆的1929就成了最好的寄托，可以用别人垂涎的眼神安抚我忙乱纠结的内心。
但是1929并不完全属于我们，它每隔一个礼拜便会消失一次。我从没陪着爸爸去交车，我不想看到另一个陌生的男人接过钥匙，得意洋洋地钻进驾驶座的场景。直到有一次，周五，爸爸没有交车，因为临近的小镇上有一场大型的烟花表演，近乎所有的市民都挤着破败脏乱的中型公交车赶到那里去看烟火。
1929带着我们一家，穿梭在公交车颓然的身影中，我和姐姐顺着明净的窗户往外看，就看到小小的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乘客，前胸贴后背的样子很滑稽，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而来的优越感。
很遗憾，驱车一个多小时后被告知，烟花秀临时取消，要在明晚才会上映。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充溢着我的脑子，那就是明天无论如何1929都不能陪着我们来观礼了，我有些落寞，有些难过，但是却只能默默接受。尽管爸爸一再承诺明晚一定会带着我们去看绚烂的烟花在浅浮的星空下炸出无数怪诞的形状，但是想到公交车上人头攒动的场面，我委屈地眼泪都快要落下来。可是我没有，我只是懂事地点点头，然后眼睛看着窗外。沉默，沉默。
第二天的烟花表演我依然准时到场，只是身边的人不是爸爸，而是小姨。
至于怎么去的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总之小姨没有把我像其他大人对待自家小孩一样硬塞上公交车，以至于我到了那里后才发现人流的恐怖。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爸爸，带着姐姐，小姨问我愿意跟着谁一起玩，我扯着她的衣袖一直没有松开。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个家还是充溢着无法摆脱的生疏感，而一直看着我长大的小姨，相比来说再让人信任。记忆中小姨把我拉上了一个卡车，在车顶高人一截地欣赏着烟花肆意的壮丽，让人惊颤，让人折服。
烟花晚会之后1929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被告知，彻底与那个乳白色车子脱离去了最后一丝瓜葛，爸爸和它的另一个主人商议后把它卖了，卖给谁我不知道，总之是再也见不到它了。之后的某一天里，我和好朋友在外婆家的大院门口玩“跳天堂”，远远地看到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信号灯闪过的瞬间冲过来，我下意识地追寻着它匆匆的背影，“1929”四个号码闪烁在眼底，居然差点带出了眼泪。
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关于它的点滴印象越来越模糊，就像它从未出现过一样。
1904几乎是在1929消失的同时，1904便取代了它的位置。它的内部结构与1929完全一样，或者说那个时代所有的面包车构造都完全一样，所以给了我一种特别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唯一不同的是，1904的颜色不是乳白，是红色，大红大红，红到发紫。
1904是爸爸用卖掉1929分到的钱从别人手中买来的，外表全然没有1929般神
气。但是它却讨得了我们家所有人的喜欢，因为它是我们的车，完完全全属于我们。
1904出现的时候，小城的出租车格局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蓦然间许多长相酷似小轿车的“轿的”横空出世，悄然占据着出租车行业微薄的市场。
1904在这种莫名兴起的变化中越来越卑微，全然没有了1929时代的帅气，不过它还是尽心地为我们家努力地奔跑着，尽管身躯在整个大社会的背景下越发沧桑与渺小，但是它对我们家来说，还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每个星期五晚，爸爸还是站在外婆家的筒子楼楼下，高喊着我的名字，把我接到妈妈身边。彼时的我已经渐渐长大，小时候的偏执与狭隘被时光冲刷得渐渐模糊，这个时候我不过三四年级，对一切事物刚刚产生了些许自己的认知，更愿意安静而简单地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所以每当爸爸站在1904旁边仰着头向着四楼呼喊的时候，我常常是从隔壁的好朋友家里探个小脑袋出来，用尖利的声音回答：“我这个星期不回去！”
爸爸没有走，在原地来回踱步，用近乎恳求的商量语气跟我一再商讨着：“乖，你妈想你了呢！”
“那我也不回去！”
爸爸显得有些为难，尴尬又执著地立在原地，楼下八卦好事的老婆子们用诧异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像是挖到了一个新鲜的爆点，尽管在我眼里这个点一点儿都不爆。终于他想到了一个绝好的主意，事实上他也成功了，因为在他挖下坑之后，我就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
“这样吧，以后你跟我回去一次，我就给你一块钱！”
“真的吗？”
“爸骗你干啥！”
于是我就开心地跟外公外婆摆摆手跑下了楼。一块钱，对一个只有三年级的小孩子来说，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至少可以在门口的小卖部里摸奖十次，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中一张让人望尘莫及的沙画。
我远远地便伸出了手，爸爸笑了，他既然能把我骗下来，就一样能把我拐走。他搪塞着我，连哄带骗地把我弄上车，接着自己坐在驾驶座上，一踩油门我便连后悔的权利都被无情剥夺。一路上爸爸总是走走停停，看到在公交站牌
等车的人便会摇下窗户，用标准的河南方言问：“北站，走不走，一人两块。”
那时候市里公交车的价格还没统一，坐车大概也是这个价钱，很多人听后便笑眯眯地钻进车里，笑言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但是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却总是很排斥这种“带人行为”，好像自己独立的空间被人强行侵占，搞得我总是在陌生人钻进车子的瞬间撇撇嘴抗议：“下次能不能不带人了？”
“妞，咱俩回去也是回去，多带个人还能多挣两块钱，不好？”
我没有再说话，因为我知道什么事情一牵扯到钱我便因为自己的儿童身份被彻底剥夺发言的权利，况且这件事情如果被妈妈知道了，大概又会狠狠瞪我一眼，正告我以后只准好好学习，不要多管大人的闲事。那个时候虽然脑袋不大却也能分得清孰轻孰重，下次上人时便默默看着窗外漆黑的稻田不再作声。
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尽管自己不喜欢，但是想起妈妈皱眉头的样子，还是选择了缄默。
一来二去，倒也习惯了每次回家时爸爸的这种行为，遇到心里不服气时，就干巴巴地想着他承诺给我的一块钱，事实上从定下这种约定开始他从来没有付过我一分钱，总是推脱着“下周一起给”，我算一算，已经累积了十块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尽管心里不停算计着要买这个买那个，我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是个财迷。
终于有一天我把这个幼稚的约定告诉了妈妈，印象中她笑了很久，便承诺要帮我“讨债”。那天傍晚我趴在窗台上痴痴地等，等着那辆枣红色面包车停在门口那座楼前的空地上。那个时候我们家住的是三间屋子的平房，屋里连个厕所都没有。每当晚上姐姐想要上厕所时，总是把我从**拽起来，站在公共厕所门口陪她。夜很黑，院子里没有一个人，萧瑟的月光洒在头顶，透露着无法弥解的寒意。我一个人静立在门口，风侵蚀着脆弱的身体，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喷嚏，突如其来的声响把里面的人吓了一跳。接着姐姐慌乱地跑出来，拽着我的肩膀一路冲回家。
第二天妈妈果然兑现了承诺，当众要求爸爸兑现给我十块人民币。我热切
地等待着，思忖着等钱一到手，就要到平房院门口的铺子里去买两块钱一张的沙画，姐姐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思，也盯上了我即将到手的十块钱，要求我买一个给她。我们用一种极度渴求的眼神盯着眼前的男人，直到他转身，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哗啦啦”往我手里倒了一把硬币。我兴奋地慢慢把钱转移到饭桌上，却发现几乎全是一毛，我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数着，数到第二十一个便到了尽头。
两块一，我无奈地看着妈妈，1904的驾驶员早已趁着我数钱的空当，一踩油门离了小院，留下一片旋转上扬的尘土在空中忸怩了好久好久。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连这区区两块一毛钱都被妈妈严格镇守，不管买什么一定要经她同意。我嘟了嘟嘴，把桌上的一摊硬币一个一个塞进口袋，强迫自己知足。
之后父母便开始打算到市区买房子，因为眼看姐姐到了上中学的年纪，按片区分的中学实在没什么前途。我傻傻地以为从此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了，但是无奈最终决定买房子的地方离我就读的小学太远，只得作罢。
那个时候的我对那个家庭已经没有多少的期待，只是一种很淡然的感情。
时光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带走某些东西，在你浑然不知的状况下把所有阴云热情散射地烟消云散。但是有一个事实摆在眼前，在家里没有储蓄的情况下如果想买房子，只有一个选择，卖掉1904。
其实卖车的决定做出后父母只是象征性地通知了我一下，毕竟我在家里的发言权近乎为零。即使我反对，即使我说对这辆大红大红的面包车有多么多么不舍，终究也是无济于事，那我干脆就省下那些凋零的口水，安静地与它道别。
记得最后一次坐1904时，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不断翻腾着眼前各种各样的搁置文件之类的小箱子，甚至特意摸了摸头顶那一本用夹子夹起来的发票，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个是做什么用的，只是记得每当别人喊“撕票”，爸爸便伸手把那个本本取下来撕下一张或者几张递过去。我猜想那个本本一定很神奇，但是我不知道它也可以换钱，或者说叫公职报销。
透过窗子看着窗外，我甚至怀疑这辈子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坐在出租车里享受着风景倒退的感觉。显然我的想法很幼稚，不过当时的出租车市场已被
小轿车占据了半壁江山，要想在茫茫车流中轻易拦到一辆面包车居然成了一种奢望。但是现在我还有机会，可以坐在空落落的面包车里听着“刺刺啦啦”有些盎然的广播。这种感觉在很久之后依然被我深深缅怀。
1904要走了，离开我们，它会有新的主人，也会有新的使命，它依然会奋力地向前跑着，只是不再是为了某个我熟悉的人。买1904的人居住地离外婆家不远，妈妈于是开玩笑说：“说不定你哪天去老公园放风筝的时候还能看到1904的残影。”我当然只把此当成了一句只可信其有的玩笑话，但是没想到有一天会变成事实。
在1904离开后的一段日子里，阳光越发明媚，春天散发着让人迷恋的生命味道。我想起了妈妈说过的话，于是央求正在睡觉的爸爸带我去放风筝。我想在风筝飞上天际的时候许一个愿望，希望1904可以永远记得我，就像1929离去的时候一样。但是爸爸只是很不耐烦地摆摆手，翻个身接着沉沉睡去，我有些无奈，锲而不舍地摇晃着他。他终于妥协，不是带我去放风筝，而是从裤兜里翻出了五块钱递给姐姐，让她带我去买沙画。姐姐拿着钱，兴奋地拽着我跑掉了。我也很开心，毕竟也是自己期待了好久的事情，瞬间就把放风筝见1904的冥想给忘了。
我和姐姐在那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卖铺里挑挑选选，足足挑了十几分钟，才满意地付钱。那个时候的孩子，活得总是很简单，一个小小的恩赐便被牢牢捧在心上，就像如今随处可见的沙画都是罕世稀奇的宝贝。我和姐姐小心翼翼地撕掉上面的黄纸，拿着颗粒状的沙子在上面一点点播撒着，像是在完成一件旷世奇作。爸爸醒了之后我们冲过去拿给他看，他只是淡淡地笑了，当了十几年的司机后突然失去了爱车，恐怕那份难以言状的苦远不是一张沙画就可以填满的。
几年后的春天，父母终于答应带我去放风筝，我开心得近乎要跳起来。在卫河浑浊的边岸上，爸爸把风筝高高举起，然后一个箭步跑开，风筝便扬起身子渐渐飞远。风很大，阳光很好，晒在眼皮上浅浅地跳跃着，让人产生一种微醉的迷恋。风筝渐渐飞远，手里的线箍也越来越单薄，爸爸拉着风筝缓缓地跑着，一直跑到了河堤上一个突兀的桥头。
转身，一辆大红大红的面包车停在一个破旧的车库里。我大叫着，呼唤着
越来越远的爸爸和身边的妈妈：“1904！”
顺着我惊喜的叫声，他们同时转身，淡漠地笑了。一辆带着空调的小轿车嚣张地隔断了我赤诚的视线，此时的1904大概早已退役成为风逝岁月中残存的一个点。它老了，老到大红大红的身躯褪了皮，老到后面的保险杠一端重重地摔在地上。它对我来说，不只是一辆车，而是曾经一位年轻时为我们家卖命多年的故人，是我们无法忘怀的家人。
呆呆地看着，一直看到风筝飞远。爸爸呼唤着我的小名，妈妈拽着我的手随着风在闪着钻石色的天际下奔跑。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可是1904却孤零零地躺在颓废的车库里，默默走向生命的终结。
或许下次看到它时，它会变成一堆废铁，很难说呢！
这便是我对1904最后的记忆。直到某天，闹世尘嚣中再也看不到面包出租车的身影，我对它最后的一丝记忆，都随着时光的烙印融化在冰冷的旧迹中了。
前几天一个同爱写作的小女孩打电话邀请我去她所居住的城市游玩，因为春运买不到票的关系我婉言谢绝了她。电话那头传来有些稚嫩的声音：“从你家到郑州开高速不也就一个小时嘛！”
“不好意思，我家没车。”我有些怅然地回答，不是因为虚荣心在顷刻间迸发，而是因为想到了曾经熟悉的1929和1904。属于我们家的车，早已成为一个时代封存的倩影，在不断流失的汪洋中越潜越深，直到逐渐模糊，直到彻底淹没。
